节后返校，冯晨夏忙着上双学位要求的必修课、选修课，忙着参加各类学生社团和研讨会……她一边忙，一边觉得惶恐。
这次社会调查规模小、时间短，队员们不需要每人都写调查报告，只需要将资料汇总，让冯晨夏一个人动笔。但是冯晨夏心里乱糟糟的，不知道这次的社会调查报告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。
忙着，晃着，小半个月就过去了。
周五下午，冯晨夏被一个同学叫住，说蒋正先教授让她去他办公室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冯晨夏也没时间多想，直接去了蒋教授办公室。
实际上，这几天一直在观察冯晨夏的蒋正先，对她的印象好了不少。
冯晨夏社调结束后没有再张罗什么活动。院里或者班里的活动，交给她，她就去办；不叫她，她也不过问。社调给她带来的迷茫感，反而让她看上去沉静不少，隐约有点“政界女性种子选手”的模样了。
在蒋正先看来，最合适的政界女性，必须是那种有能力表现出自己的本事，但同时又能暗掩野心和自身光芒，让人不觉得“刺眼”的女性。这样的女性，应该小心翼翼地站在舞台聚光灯周遭的光晕里而不是焦点中，从事着必须做但又不抢风头的工作，忠心耿耿地为“主流社会”添砖加瓦……
蒋正先是个什么人啊？他当年也曾想逐鹿政坛来着，毕竟在面对权力时，能不心热、不心动的人不多见。蒋正先心里很是鄙视那些对权力没有任何欲望的人：连权力梦都不敢做，怎么可能干出什么大事业呢？
可惜，他蒋正先自己的性格和机遇，都有不足之处，导致他成为一个“失败者”。
先说客观因素吧。其实政界人物和地里的庄稼一样，都是“一茬一茬”出产的，每茬之间最少隔着10年。在某些高级层面上，也许要隔十五年到二十年。换而言之，你说你是好种子，但是政坛就那么大，其它人不挪位置，就没地儿种你了，你再能干也是白搭。所以政坛是要讲天时的。
二来，政坛也是需要“团队作战”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动荡时期，如战争时期，领袖人物从一个团队、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里涌出。在这样的年代，如果不能做个引领者，你需要做的是找对人，跟着走，当一个能活到胜利的追随者，靠长寿取胜。这样即便当不了“国级”、“副国级”人物，也至少可以成为“一方诸侯”；在和平时代，则是讲究“垂直渊源”。如果某个群体，比如说某个地方或某个院校，出了一个高官，则这个地方、这个院校，会形成一条“人才爬藤”，顺着这个藤，源源不断地产出高官。
蒋正先没赶上时间的趟；身处中都大学，又没有赶上院校的趟；再加上他本人的性格特征，因此只好在教书育人的路子上蹉跎下去。
看着走进办公室的冯晨夏，蒋正先并没有“慈祥地”让她坐下来，而是直接问了个最基本的法律问题——“法律是什么？”
“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，”冯晨夏没想到蒋正先会问这个问题，愣了愣，缓了一会儿回答道，“法律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统治工具，在和平时期尤为如此。”
如果是一般的法学生，被问及这个问题时，不会像冯晨夏那样给出这样的“标准高考答案”，而是会洋洋洒洒说上一大堆。但是蒋正先却明白，这个最简洁的回答，其实是最能直指法律本质的回答。
“再说说你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吧。怎么看出来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呢？”
“法律工作者并不是法律的制定主体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只是笔和刀，其手柄是攥在有资格制定法律的人的手里……”更关键的是后面这句，这是冯晨夏最近刚刚想明白的，“法律的实质，就是通过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，来保护另一部分人的利益。理论上，可能会有‘没有受益群体的法律’，但是绝不会有‘没有受损群体的法律’。”
蒋正先略为吃惊地看了眼冯晨夏。前一句话里的道理，他花了好几年才搞懂，没想到眼前的女孩现在就看明白了；后一句话，说起来“无理得很”，但细想想，却是法律本质决定的真理！为什么他和很多“法律大家”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？
十来年前的蒋正先，自觉学术做得好，和上位者的关系也不错，因此生出了些许“不该有的心思”。上蹿下跳几年无果后，他才明白，华夏国的法律工作者，和西方国家不一样。西方学法律的，当议员者有之，当总统者有之。但是华夏不行。因为西方那些搞法律的，明白自己是谁的代理人，大家都在明面上呢，而在华夏，一切规则都藏在暗流中。
所以，中都大学和其它大学法学院里那些叫嚣着“法律是唯一的统治学”、并幻想能身居高位的人，蒋正先一律视之为智障。
华夏当然可能涌出一大批学法律的高官，但前提是涌出的是对的人。这些“对的人”学工，则工学专业盛产高官；这些“对的人”学法，则法学专业盛产高官……
明白吗？关键不是什么学科，而是什么人学了什么学科！
“让我们再做个假设，假设有两拨人，一拨人叫a，一